闲言碎语话于丹（三）
更新时间：2013-05-16 12:4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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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有“指数”的
于丹在她的《心得》中提到了国民幸福指数。说：“21世纪评估各个国家人民生活的好与不好，已经不是过去简简单单GNP（国民生产总值）一个标准，还要看GNH（国民幸福指数）。”她列举了一组数字：80年代末我国国民的幸福指数为64%，1991年为73%，1996年为68%，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国民的幸福指数反而有所下滑；于丹列举到1996年就没有了后文，不知是有所隐晦还是相关部门从此就再也没有做过调查。但在2009年6月份举行的中国政协十一届常委会会议上，蔡继明委员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此后，国家统计局局长也坦言中国的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但公布的统计数据高低差距只有9倍，因低的离谱遭到了民众和网友的一致质疑；两会之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教授经过调查分析，撰文说：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数据不包括非市场因素的灰色收入，恰恰是灰色收入显著扩大了中国的收入差距，城镇最高收入10%和最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差距在31倍左右，而不是统计显示的9倍。王小鲁教授的31倍也只是通过股市、房地产市场等有形资产分析所得的，还不包括“灰色收入”中的“最隐形”部分。这是为什么呢？于丹如是解释：“即使一个社会物质文明极大繁荣，享受着这种文明成果的人仍然有可能存在极为复杂的心灵困惑。”并且她以孔子对学生颜回的评价为例：“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所以于丹生发出了“只有真正的贤者，才能不被物质生活所累，才能始终保持心境的那份恬淡和安宁”的感慨。我却不以为然。我以为：中国既没有达到物质的繁荣；大多的中国人也没有享受到文明成果；再大多数中国人（主要是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的农民兄弟）因为奔忙于生计、忙于对浅层次的物质生活（简单的生存或生存的好一点）地追求，缺少对自我和生命的反思，也不会因为心灵的困惑而影响幸福指数。国民幸福指数下滑的最主要原因，应该是社会制度和竞争机制的不公正、不公平导致了贫富急剧和巨大分化。在《论语》中，孔子曾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自孔子后，秦末的陈胜、吴广发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喊，宋代农民起义军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马克思主义则认为：私有制及其分配制度是衍生剥削、导致两极分化的根源，分配公平、共同富裕集中体现了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因此我们共产党人凭借“打土豪、分田地”建立了新中国，凭借按劳分配赢得了较高的幸福指数；而之后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确实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大发展，但也因为政策滞后，市场发育不全，中国由平均主义向贫富分化极剧倾斜，基尼系数远远超过了0.4的世界警戒线。所以温家宝总理在“两会”期间反复强调：“公平正义比太阳更光辉。”“收入分配不公，以及贪污腐败，足以影响社会的稳定，甚至政权的巩固。”“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我却私下以为中国需要社会理论体系和道德体系的修缮和重建，只是局部调整分配政策和有计划地惩治几个贪官奸商是难以改变贫富日益加剧和幸福指数日益下滑的现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