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随记03 《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
更新时间：2013-03-17 22: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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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想在这个月读完《古拉格群岛》。不过，那书，读得实在是太令人郁闷了。太沉重的主题，太沉重的叙述。换了换，史景迁《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还有一本是电子书，笑蜀《刘文彩真相》。还读了半本《哈，日本：二十年零距离观察》。以前读过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那种优雅实在是仰慕的很。西湖残雪夜，湖心亭中围炉把酒，无以复加的雅致。这两本传记的传主看起来全无类似之处，一文人一地主，更兼时代相隔久远，然而仔细想来，却远非如此。张岱在明末清初，刘文彩在国民党离开大陆前后，只是刘文彩身子骨欠佳，没能活到新中国成立那一天。好在，他没能活到那天，否则那份活罪也够他受的，不过，刘文彩活罪虽免，死后骨殖却是受尽苦难，以我们传统的“入土为安”观念来看，刘文彩死后，可谓倍受折磨，大体上可以与张居正、万历相比，死后数年或是数百年居然被开棺戮尸。张岱与刘文彩，都处在一个大变迁大动乱的时代。以清代明可谓中国朝代变迁中最剧烈的一次。不仅是国号的简单变革，更是一次理性的折磨。明末的文人群体是中国历史上最传奇的一个文人群体，崇祯殉国的文人完全是一场灾难。记得秦晖先生曾经谈过刘文彩与周扒皮的真伪性问题。他认为刘文彩与周扒皮必须区别研究，他认为刘文彩依靠兄弟刘文辉的军阀势力，收税纳捐、贩卖烟土等，确实有恶的成分，而周扒皮只不过是勤劳致富的小地主，有报道说周扒皮村里的长者，现在仍然为周扒皮鸣不平，对那个半夜鸡叫的故事嗤之以鼻，想一想也的确如此，就算是鸡叫了，长工们半夜三更地跑到地里去弄庄稼，真不知道太阳是不是晚上高高挂在天上，否则单是靠着月亮那点光，想从庄稼里锄去杂草还真不是容易事，怕是良莠不分地乱挑滥锄，故事编得如此的不圆滑。我们以前读书时怎么也没想过这个问题？记得以前曾读过一个长者的回忆录，就谈长工问题。说他小时候家里确实是有几个长工的，不过，除了收获季节临时性的农田工外，长年在家的长工都是本村的，差不多还都是本族的，按辈份说起来，全是什么叔辈、侄辈等沾亲带故的，不说什么欺男霸女的事了，就说虐待，那都是下不来手的。刘文彩一书中，刘文彩五姨太太王玉清也反复强调了这个事实：她是自愿的，还是轿子抬进门的，没有什么欺凌的说法。长者回忆录中，说他家还有一个长工头儿，大概就是所谓的外管家了？长工头儿也是远房亲戚，原本是个孤儿，七八岁时父母弃世，族里由公中作主托付给作者的爷爷，父母遗产的那点儿田他也一并带过来，先由作者的爷爷带人操弄，等他成年后，仍然还给他。从只能搂搂猪草的小娃到能认两个字而地里农活做得极认真的长工头儿，他活得挺好，建了两间房，娶了媳妇。可是这个故事的结局却是让人哭笑不得，变天账中一切都颠倒了，他作为遗产承继的那块田怎么就成了地主带着狗腿子抢劫的，他痨病而死的父母也成了地主的鞭子下含恨把命丧的，可是这长工头实在对作为东家的长辈无论如何没有阶级恨的，于是乎白天搞搞喊喊斗斗，晚上长工头还依然跑去看望老东家，给老东家捶捶腰什么的，这个含混了阶级意识的举动终于让长工头儿也扣了帽子。一出很平淡的人生肥皂剧终于成了人间惨剧。秦晖先生的讲座中也扯到过农村的地主大多数不是我们宣传中的那么凶神恶煞的，上面回忆录也印证了秦晖的分析，而陈忠实先生的巨著《白鹿原》更是清晰地记述了陕北高原上的地主的生活：跟长工同一块地里劳动，同一个锅里吃饭。余华的小说其实只是以故作轻松的文笔说了这样一个故事，那小说不错，电影已是曲解，电视剧更是胡闹。老鬼的自传中也说他们文革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所谓的地主，其实就是多了几只羊的老头子。有报道说周扒皮村里的长者也是这么回忆周扒皮的：“那抠门儿精，也就过年吃两块大肉炖粉条！天明即起，与长工们一口锅里喝稀就咸菜粥啃窝头！”可怜的老周！有分析说，中国传统的分家模式导致这一奇怪的土地拥有结构以及主佃结构。不知道有没有代表性。陈忠实的小说似乎是能够得到这个结论的。当然，笑蜀先生的书中总觉得有个硬伤，似乎还缺少更充分的证据。例如，书中反复提到了刘文彩的内管家、外管家，但全书却没有出现这两位管家的回忆，而作为刘文彩五姨太太的王玉清的回忆似不足取信，一是刘文彩行事未必会让姨太太知晓，这一点王玉清也承认，她也就管管刘文彩吃饭穿衣什么的；二是姨太太的话不免只是以一个女人的角度来问题，其公允性尚足存疑，何况王玉清只是从刘文彩填表心爱她以及对她很真情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我一向以为政治家的私德与一个政治家的政德无关。西谚说只有猴子到了树顶，我们才知道它的红屁股，而一个人若不是身居高位，我们也无从拿着放大镜来看等他的缺点。当然，张爱玲曾刻薄地评价女人看问题通常会以自身的感觉为据。又如，笑蜀推测刘文彩陈列品中，部分所谓的奢侈品有以外够充数而张冠李戴的可能，但也仅仅是推测，仍未能提供更充分可靠的证明。作为传记作品，这远远不足够，传记作品需要小心推论，小心举证。史景迁的张岱传记与笑蜀的刘文彩真相都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戏曲艺术与教育的独立性。在中国的昆剧史中，张岱的家班无疑是昆剧史中浓墨重彩的一段历史，提到昆剧，就不能不提到张岱家班的辉煌成就；不过，可能因为史景迁是美国人的原因，他的这本张岱传记并没有过多述及张岱昆剧家班的辉煌历史。刘文彩的文彩中学同样是四川教育史上一个奇迹，看起来也同样是民国史上的一个亮点，书中花了不少笔墨来记述刘文彩建中学的花费以及诚恳，当然，从图片来看，那个堪比南京大学大礼堂的中学礼堂的确是非常壮观！历五十余年而巍然屹立，实在是比现下新闻所说的那些校舍强！刘文彩中学的老校友们也从内心怀念刘文彩这位老校董。戏曲及教育的发展，似乎总离不开富人的大力支持，再清高的玩意儿也离不得阿堵物，这么说来总让人有些扫兴，看起来高雅的艺术，其基础原来还是柴米油盐，记得那时跟表弟讨论时，我们意见并不统一。表弟是工科教授，主张古典剧团必须市场化。而我是不同意他的观点，我主张古典剧团需要公共开支扶持，古典戏曲艺术不同于奢侈品，虽然戏曲艺术有逐渐成为奢侈品的趋势，北京那粮仓版昆剧演出搞得那么奢糜，那么高昂的票价，实在是有些离奇，那已经不是为传统意义上的听戏了。戏曲艺术更不等同于必需品，不吃饭是不行的，但不看戏是完全没问题的。而戏剧演员不吃饭同样是不行的，戏曲演员不演戏也不是不可能，虽然那有些别扭，相声中有说清代因着国丧而改行卖菜的传统段子，戏剧史书中倒也确有记录。粗略地说，戏剧艺术应该就是寄生品，剧院就应该寄生于公共支出，它就应该寄生于那富人的金钱之上。但是我们完全不必考虑富人的金钱之来历不明或是与否。以昆剧的发展来看，若是没有那些有钱的文人与富裕商人的金钱，就不可能有那些不必为了下一餐米而犯愁的艺人，只有衣食无忧的人才有心思去研究唱腔与身段，前所看读《昆剧传字辈艺人评传》，无一不印证了这个结论。沈景本是富家子弟，不必为稻梁谋，不必为下一碗米饭而日夜操劳，老先生自然有那功夫慢慢地琢磨。老先生若是跟我们一般的，他会有那么整天整天的时间去研究水磨腔？而如昆剧演出史中经常提及的扬州盐商附庸风雅之自设昆曲家班，这绝非穷措大所能力支的。没有盐商们的钱，哪有人去磨戏？张岱败家了，家班也烟消云散。不过，若干年后又有一李渔家班，其实这个家班其实还是为了钱，李渔以家班售于富人之打秋风这大概是不争的事实。这个观点我认为在教育上也是通用的，教育也同样是需要公共开支的，教育不是商品，不可能市场化。教育市场化的支持者们常常以西方著名大学都是私立大学为由而每每论及教育市场化的种种优点，不过，真要说起来，西方的著名大学市场化是不错，不需要或很少有公共开支维持，但问题的根本是：西方大学的市场化并不是简单地收学生高昂的学费这么简单的一个市场化运作方式。高昂学费的教育市场化运作只是个形既不似，神更不似的市场化，西方著名大学的市场化是建立在校董与校友们的巨额捐款基础之上的，否则我们也不为了那八百八拾八万美元的校友捐款而耿耿于怀了。于是，这又回到问题的原点：戏曲与教育都需要富人的金钱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