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者要去发现眼花缭乱的观点
更新时间：2013-03-17 22:4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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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者要去发现眼花缭乱的观点
在过去一年，美国记者彼得海斯勒（peterhessler，中文名何伟）的《寻路中国》可以说是在中国读书界被谈论得最多的一本书，《寻路中国》获得10万册的销量，拿到一系列图书奖。而在此之前，彼得海斯勒的书只在一个很小的读者群里流传，他用英文写过三本关于中国的书，《江城》(rivertown，2001)、《甲骨文》(oraclebones，2006)和《寻路中国》(countrydriving，2010)。日前，《江城》一书的中文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而其作者彼得海斯勒目前也已开始在开罗定居工作，开始一段新的生活。 涪陵，长江和乌江交汇处的一个小城，彼得海斯勒曾在1996年至1998年间以“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生活于此。《江城》这本书就是作者彼得海斯勒对这段特殊经历的记录和思考。“涪陵是我开始认识中国的地方，也是让我成为一个作家的地方。在那里的两年生活经历是一种重生，它把我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彼得海斯勒在《江城》的序里说。所谓全新的人，彼得海斯勒指的是，他的写作梦想居然通过涪陵实现了，而且他之后的十年生活以及写作，与中国这个国家紧密相连。其实在涪陵的岁月里，彼得海斯勒已经意识到，“我未来写作的很大一部分应该就在中国。” 去年，彼得海斯勒的《寻路中国》在大陆正式出版，从年初读者的热烈反应，到年底获得一系列图书奖，何伟（彼得海斯勒）这个名字被谈论了一整年。据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介绍，《寻路中国》在过去一年里已经卖掉了10万册，而且还在不断重印。而中文版的《江城》，一经面世就开始加印，一个星期不到就印了5万册。 对于中国读者对他和他作品异乎寻常的反应，彼得海斯勒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冷静地说：“他们这些反应的对象更多是中国，而不只是我这本书。”他在《江城》的序言里也说，“说起《寻路中国》受到欢迎，我觉得这才是最令我感到高兴的事情。中国读者对这本书的接受方式，跟美国、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读者没有太大的不同。他们认识到他们自己的文化中所包含的复杂性，也理解为什么一个外国人会聚焦于几个特定具体的地方进行探究。并且他们明白，没有人能够对中国做最后的断言。外国人的视角有用，中国人的视角同样有用。” 在国内引发热议说明 “中国人重新找回了自信” 东方早报：《寻路中国》在中国出版至今将近一年，它在国内获得了很多图书奖，它的读者有学者也有普通公司白领、学生，他们对这本书的反应也很相近。你怎么看这本书在中国引发的热议？ 彼得海斯勒：我认为，他们这些反应的对象更多是中国，而不只是我这本书。如果这本书是在1990年代中期出版，也就是我刚刚开始在中国生活的那个时候，我不认为读者会有现在这样的反应。中国人的观念在这些年里改变了很多。现在有更多的中国人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外部事务的联系也很多，当然最重要的是，中国人重新找回了自信心。在过去，外国人对中国的评价，常常会引起中国人本能的敏感反应。但现在的中国人更有自信心，也经历世面了。对于中国读者那么强烈的反应，我备受鼓舞，不只是因为我是这本书的作者，而是因为我关心中国这个国家。 东方早报：去年你来中国的时候，这本书才刚刚出版，你还不太清楚中国读者怎么看《寻路中国》。如今看来，中国读者完全接受了你这本书，从这个角度看，你认为中国在哪些方面有了变化？ 彼得海斯勒：去年我回到中国时，我还觉得不太会有人关注这本《寻路中国》。但很快，我开始感受到各方的反应。我在一些书店做了关于书的活动，来的读者都非常棒，他们也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我与很多记者做了访谈，他们对我写的东西也都非常了解，也很感兴趣。这些都让我非常意外，所以我很快就意识到，大家对这本书的兴趣和反应都建立起来了。 东方早报：那么美国读者呢？比如这本《江城》是你写的第一本书，它在美国出版的时候，美国读者是什么反应？ 彼得海斯勒：美国读者对《江城》和涪陵的反应是慢慢建立起来的。2001年，《江城》在美国出版，那个时候的美国读者对中国还不感兴趣。那时候的美国读者只对狭隘的中国政治感兴趣，在他们眼里，中国跟共产主义画等号，感兴趣的事情也只有“文革”等。我的书不直接谈政治，我也没有为书做巡回宣传，所以一开始销量也不高，但我这本书就属于美国人常说的那种“口碑书”。有一些人读了很喜欢，然后他们就会告诉其他人。这本书的销售不依赖于广告宣传，而是时间。《江城》在第一年卖得还算可以，到了第二年，《江城》就开始畅销了。一个很重要原因是，美国人开始对中国感兴趣了。 写《江城》是在记录历史 东方早报：回到《江城》，在你看来，《江城》里的涪陵代表了中国的哪一部分？ 彼得海斯勒：我一直认为涪陵是中国小城市的典型。它并不算最穷，但也不富裕，有些封闭，这就是中国内地很多城市在那个年代的现状。人们不太和外国人接触，坦率地说，人们接受的教育也不高。但这些中国人都非常朝气蓬勃、非常聪明。我对他们的果断和干劲印象深刻，也受到我那些学生的鼓舞。这些才是《江城》这本书的核心和主题，尤其是我教的那些年轻人。我很快意识到，这些年轻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代，他们出生于“文革”结束的时期，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成长。他们教会我很多关于中国的事情。所有这些，我都想在这本书中有所反映。 东方早报：现在再看《江城》里的涪陵，让我感觉那已经是上个时代的中国了？你怎么看这一高速变化？ 彼得海斯勒：就像我在书的前言里说的那样，现在的涪陵已经完全变了个样。但这个城市的很多内核还在，其实包括整个中国也是如此。1996年到1998年，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变化的轨迹还是可以找寻到的。我相信重新去看“那些年”是有益的，这是理解中国在哪些部分发生变化的钥匙。在涪陵发生的变化同样在许多小城市上演。从某个角度讲，我写《江城》这本书其实也是在记录历史。在写作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是一段很重要的时期，我要去记录我所感受到的那块地方的变化。我希望中国人能对这个视角感兴趣。 东方早报：在《江城》里有很多关于中国的细节描写，比如无处不在的政治标语口号，你是怎么把这些中国特色的细节，包括标语口号转译成英文介绍给美国读者的？ 彼得海斯勒：生活在涪陵的那段时间，我很仔细地记了日记，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写那本书的计划，但我知道，将来迟早会成为作家。我要去了解中国。所以，记下每天遇到的事情很有用。在那时候，我也开始学习中文，我会记下在学校和城里看到的中文。而有的时候，我会问我的家庭教师，这些标语口号是什么意思，我发现这是学习中文这种语言的最好方式，我也通过这种方式理解中国文化。 东方早报：我相信这样的写作过程也是一个转译的过程，其中肯定有不少错误，甚至误解。 彼得海斯勒：写这本书的过程也是一个翻译过程，所以不可避免会有很多错误，因为我的中文还不够好。还有个原因是因为困惑，尤其是因为方言而造成的误解。其实误解也是这本书的一部分，任何在海外生活过的人都能理解这一点。所以，就算这本书在很多方面有些错误，但这都不是太大的问题。这些都是我在涪陵生活的真实感受，包括误解。 花时间记录文化碰撞 关注一个人、一个地方 东方早报：《江城》里最让中国读者感兴趣的可能是所谓的文化碰撞，就是你初到中国时遇到的那些困惑。对我们而言，也有“猎奇”的意味在里面。你现在因为工作原因住在开罗，在中国遇到的文化碰撞是否也同样发生在开罗？ 彼得海斯勒：是的。这两者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有更多不同。在涪陵的时候，我的生活其实非常封闭，除了我之外只有一个外国人，那个时候也没有互联网，也不能通过电话与美国父母联系，因为太贵了。在涪陵的人们也不太习惯于跟外国人接触。他们会在大街上向我喊叫，无论我在哪里都可能围着一群人。在我学习了中文之后，我意识到，他们的这些反应更多的只是好奇，他们其实很友好。但实事求是地说，在最初的日子里，我还不太能讲中文，他们的这些注意力让我觉得不太友好。这些都让我很失落。 而在开罗，这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城市，人们不太注意外国人，他们见得太多了。在语言上，我也没有问题。在学中文的时候，就算学了三四个月，我还是很难用中文进行基本的交流。就算我在涪陵说上几句话，他们也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而学习阿拉伯语，进度则快多了，我早已经能用基本的阿拉伯语和他们交流了，甚至跟他们谈论政治。他们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在开罗的生活也不算粗陋，因为我住在一座很好的公寓里。这里的生活也不封闭，可以随时和美国、中国的朋友联络。我在这里很忙，要学习阿拉伯语，做报道，还得照顾我两个年幼的女儿。我太累了。从去年9月以来，我还没有真正休息过一天，我已经有两年没有休假了。但我知道，几个月后，一切都会慢慢变得容易的。 东方早报：目前你在埃及，同样经历历史性的变化。作为记者和写作者，该怎么处理这种变化呢？ 彼得海斯勒：在埃及所看到的变化比在中国更为猛烈。这里依然动荡不安，各种坏消息接连而来，人们现在都非常困惑、充满疑虑。许多人还相信，军方正在预谋推翻民选政府，也常常听到人们说，穆巴拉克和其他官僚在牢中依然控制着政府关键部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但也很难去指出哪些是可信的。 在这里，我认为作为一名写作者能做的就是去发现那些眼花缭乱的观点。去花时间关注一个人、一个地方，看人们对很多事情的反应。到这里后，为了写我第一篇文章，我有两个星期每天拜访清真寺，甚至是在一些充满暴力冲突的危险地带。我观察到在清真寺的那些团体对外界压力的反应。这也是我在中国时做的事情在涪陵我住了两年，有两年时间多次考察丽水。现在只是我在开罗的开始，我不确定我会在这里待多长时间，但我有目标试图通过那些不为人知的事情去理解埃及。来源：东方早报[一种声音]彼得海斯勒：我在正确的时间去了正确的地方他，被《华尔街日报》誉为“写当代中国最深刻的作家”，其“中国纪实三部曲”之《寻路中国》曾获新浪2011年度十大好书第1名。近日，他的三部曲中的首部《江城》引进，身在埃及的他通过电邮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记者刘功虎从河北、内蒙古再到甘肃，长城沿线，无名小路密如蛛网。一个异域面孔的男子，驾着一辆北京牌照的切诺基7250缓缓行驶。偶尔遇人招手搭顺风车，多半是单身行走的女性。驾驶者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以至于她会好奇地问他，是不是维族人。他叫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他的第一本著作《江城》，常年位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书中写的是一个普通中国人都很少提及的小城，涪陵。这本书，直到最近才得以在故事的发生地中国，出版发行。一切都要从1996年说起。那一年，年轻的海斯勒孤身来到中国，先是在涪陵支教两年，后去北京郊区住了几年，到过温州等很多中国地方。他曾在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站打杂，后来成为《纽约客》驻京记者、《国家地理》撰稿人。海斯勒一直“在路上”，据说来华前曾游历欧洲三十国，也曾从布拉格出发，横越俄罗斯、中国，直到泰国。关于中国，他先后写出《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3部纪实作品。在海斯勒之前，涪陵几乎没有外国人。那两年，海斯勒戴着耳麦，终日游荡在涪陵的大街小巷、山山水水，面条店小老板、成群的“棒棒军”……都是他攀谈的对象。小人物在“文革”、国企改革、三峡工程等大事件中看似无足轻重的命运沉浮，都写进了《江城》。海外研究中国的作品很多，但“紧贴大地”到近乎白描式的纪实作品则很少见。《江城》一经推出，即获得“奇里雅玛环太平洋图书奖”。海斯勒本人被《华尔街日报》誉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甲骨文》描写了一个生长于四川偏远乡下的学生代小红（英文名威廉）、一位在北京俄罗斯街区操作黑市货币交易的维吾尔商人、一名死于“文革”期间的甲骨文专家。这部作品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最佳亚洲图书”。而命运之迹还在书的末页之外延续。记者4日联系到“威廉”，他已定居浙江，告别了迷茫。《寻路中国》则描述了中国三地的农村现状，勾画了迥然不同却又有某种内在相似性的农民性格，更趋洗练客观。一经推出后，一度位居美国亚马逊中国旅行类图书第1名，并获新浪2011年度十大好书第1名。“（这几本书）研究中国的核心议题，但并不通过解读著名的政治或文化人物来实现这个目的，也不做宏观的大而无当的分析。它相信通过叙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来展现中国变革的实质。我不会仅仅听主人公自己讲述，我会睁大眼睛，看着他们的故事在我面前一点点展开。”何伟不彼得海斯勒说。我认识的多数中国人都是农村人……我和他们说话感觉舒适，了解他们来自哪里，想要怎样的生活。书里书外读+：《江城》中提到的那些人物，他们现在的命运如何？海斯勒：我在书里提到的很多人做得比以前更好了。以前开面馆的黄家现在卖起了建材，生意不错。威廉在浙江当老师，完全靠自己打拼，目前也很成功。去年3月我还在涪陵的时候，一群学生开着新车拉我玩，这要在1998年，几乎想都不敢想。那个出演哈姆雷特的男孩现在去了西藏一个地方，我很乐意哪天去拜访他。我希望这一天到来。读+：不少中国读者认为，你的书以观察“边缘地区”“非主流人群”的生活细节见长。你是如何长年保持热情来关注中国？海斯勒：我写乡村题材，关注那些来自农村的人们，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觉得和他们打交道很舒服。我最初来到中国生活，首站是在涪陵，我认识的多数中国人都是农村人，我的学生都来自小山村，我在城里渐渐地了解他们。因此我意识到也许可以建立一种认知模式。我和他们说话感觉舒适，了解他们来自哪里，想要怎样的生活。我也感觉到，当今中国，他们是最为庞大的群体。大规模的移民迁徙正在剧烈发生，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社会变革。我感觉这个现象还没有被人写透，至少对于外国读者来说，这种出版物还很少，因此决定重点关注这个群体。读+：在你眼里，沉默的四川“棒棒军”与精明的浙江商人存在多大的差异？差异是怎么造成的？他们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同一性？海斯勒：我认为这两类人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他们走出了出生地，试着在没有单位和社会组织保障的环境下谋生。当然，商人、企业家建立了稳定的生意，而“棒棒军”却在日复一日重复着简单的营生。是什么东西造成了这种差异？我认为教育是部分原因。那些浙江商人通常受过一些技能训练，虽然不是很高级很高端的那种教育，但足够造成悬殊的差异了。这种教育与训练，让他们在进入制造业等很多领域后获得了发挥的空间，并且拥有了继续学习的机会。而“棒棒军”缺乏任何训练，因此他们的本钱就是自己的身体。这也充分说明了教育的重要性，不管是高等教育还是技能培训。读+：有评论人士认为，您在差不多触及到中国问题最隐秘处时却挠一下胳肢窝、绕道走了，您接受这种意见吗？有没有哪些想法想说却没有放进书里？海斯勒：在简体版里，的确有一些内容没放进去。我希望有一天也能出版“足本”简体版。幸运的是，删节并不多，几个版本的差异并不大。我写了大量感性认识的人和事，但是尽量不去写个人隐私，比如我几乎没有触及人们的性生活。我知道一些故事细节，但我认为写出来还是不妥。他们很多人都来自农村，都是真实的存在，我要是写出他们的这些隐私，会让他们感到窘迫和尴尬。读+：中国一些地方正在举行纪念埃德加斯诺逝世40周年的活动。你怎么评价你的这个老乡和记者前辈？海斯勒：斯诺来自密苏里州，我也在那里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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