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奖辞]
《巨流河》既实录个人命运，又深思国恨家愁。淡笔抒情，怅然悲史，那殉国者的鲜血，流亡者的热泪，回不去的故乡，连同沉潜于少女心中长达七十年的恋慕与柔情，历经岁月的风霜，已从灿烂归于平实，从时代的主题退隐成了记忆的残片。齐邦媛本着史家的诚恳，作家的生命关怀，以文立心，目击成诗。一个乱离之人的心痛或许渐行渐远，但绵延在巨流河与哑口海之间细小的情爱、无法割舍的挂怀，以及作者对文学安妥心灵之力量的张扬，使得这种绵密、整洁的叙述，成了二○一○年度海峡两岸共同珍视的浊世清音。
[获奖感言]
自从一页电脑列印的讯息，通知我得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而且得写一篇得奖感言，除了荣幸，我对文学奖的记忆和感想就不同盘旋心头。
电话来访问我的记者田志凌说，我是“近十年历史上第一个台湾获奖作家”。华语、文学、传媒……波光帆影，心灵舟楫往还，流动的意象很强。在我已暌别六十年的乡土，一个文学奖的评审会，读了追怀二十世纪中国的《巨流河》，投票给一个台湾作家领受这个奖，我应当欢欣呢，还是应当落泪呢？在台湾，我们仍有时被称为“外省作家”或者“流亡作家”。在历史的长河里，这些称呼将都会存在，没有褒贬，只显示了事实和困境吧。
也许我们共同的语言华语可以称作一个共同的故乡吧。
中年以后，每次长途旅行，到不用华语的国度，我必带一两本中文书，好似由故乡土地上掬起一把土，夜间旅舍读读，不觉孤单。当年常带《老残游记》，觉得他忧国忧民，明喻暗讽，很有精神。已不知读了多少遍，近日突被他书前《自叙》所吸引，竟似诉我写《巨流河》意念。这篇自叙五百字，只写哭泣的意义。作家述作，“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甚劲，其行乃弥远也”。刘鹗1804年开始写游记，藉此抒其抑郁，五年后病死于流戍地新疆，未见民国之诞生。
整整百年之后，我重读他自叙的结论时，已亲经二十世纪血泪历程。如今棋局已残，吾人已老。隔着六十年的海峡，传来这个奖，如是惜别会上的掌声，令我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却也如此温暖。
祝福二十一世纪的华语文学作家，祝你们在和平相处的世界成长，达到文学思想的高度，被聆听，被珍惜。
齐邦媛：历史可以一笔带过，文学不能
不能回家乡很不甘心
南方都市报：这次你获得的是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年度散文家奖，你对《巨流河》的定位是怎样的，文学还是历史？
齐邦媛：这是一个文学作品，我用诗的真理来讲它，就是想让读者从我的字里行间做一个自己的判断。我不能写历史，我知道写历史常常有政治的偏见。我没有特别的政治立场，我在台湾，他们说我不蓝不绿，也蓝也绿，反正没有什么偏见。
南都：你写《巨流河》时，有没预料到它会在两岸引起反响？
齐邦媛：我写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大陆的反应，因为我以为在大陆这书是出不了的。但我23岁以前都是在大陆，我最怀念的其实是那23年。我一生中最好的、最坏的时光都在那23年。
南都：在你收到的评论当中，有何印象深刻的？
齐邦媛：有一位外交官读者最早写信来，他一百岁寿诞前看了我的书，手里拿不动心里放不下，写了很长的信给我。他当年到南京读书的时候是我父母招待的乡亲。后来我又接到很多90多岁、80多岁的人来信。他们说这么多年了，终于有人说我们的事情了，在台湾还活着能写这个的已不多了。年轻学生也很多，写信来谈他们对旧时代的看法。
南都：我不知道你写的时候状态是什么样的，你好像提过，你在写的过程中一直在流泪？
齐邦媛：因为关于个人的生命，总觉得很多事情很不甘心。当然你很了解了，我们从东北那么大的地方到了台湾，一来就是一辈子，现在我的儿孙多半都不回去了。所以感觉到心里很不甘心，这算什么呢？打日本的时候打成那样，你拼命保护自己的家乡而打仗，结果你回头一看家乡已经没有了。我们当时以为抗战胜利了，就可以回老家了。我父亲是家中的独生子，家还得靠他撑起来的，结果没有家了。我们那样的流离终身并不是浪漫的故事，而是你真的无家可回了。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这一代的人都不甘心。
南都：所以写的时候你的情绪是很饱满的。
齐邦媛：我总觉得这个话要说出来。像我经历这么多事情的人，如果不说的话，就没有人知道了。像我这样从中国的极东北到了极西南的，这样的人大概也不多。我离开东北的时候是6岁，离开南京的时候是13岁，抗战的时候，我在四川读中学，上大学，在战火中成长，所以我已能看得清楚。我的书写实在的情境，我最关心的是不要写错了什么。
南都：你在写作过程中，是不是要看很多历史的资料？
齐邦媛：跟20世纪中国历史有关的书，我都尽量看看。资料是很重要的，虽然我写书没有引用太多学术资料，但是我要参考。第一我不愿意有错，我是想做一个可信的记录和见证。
南都：对，你在书中基本没有引用任何史料。
齐邦媛：我看资料，但要回归到我的生活。我要以自己心中记忆作为一个基础，做一个负责任的判断。一个人所能知道的就是这么多，而我恰好站在一个比较高远的地方来看的。我并不是为了个人抒怀出一本书。
南都：有一种责任感？
齐邦媛：我只是想把这件事很认真地写出来留给后代不只是我个人的后代，是我们这三百万人的后代。这么多年我在等人家写，但是我没有看到。想了许多年，还是自己写了。我总觉得有这个使命感。
南都：那为什么一直拖到80岁才开始写呢？
齐邦媛：我一直很忙，我不想写零零碎碎的东西，我必须整体地写。整体写的话，就需要心神宁静。这十年里，我先生生病，孩子们也不在家，现实生活让你没有办法坐下来。后来我到美国跟孩子们住了一段时间。在美国没有相关的资料没有书，所以我决定回来，那个时候年纪已经大了。但是既然活着，就写多少算多少。幸运的是有三位年轻朋友非常诚恳地来帮我忙，她们帮忙整理大纲，催稿，给初稿意见，过一两个礼拜就打电话问你，现在写到哪儿了？就这样差不多四年，总算写出来。
《巨流河》亲手删节很多
南都：我很关心一个问题，你写的时候心里有很大的感情，但是为什么写出来会那么冷静、克制？
齐邦媛：我想控制情绪也是我教书的时候训练出来的。我教文学作品时，有时候讲到一些文章会想掉泪，但一定要控制。下面有时一百多学生，我必须把情绪控制在一个学术上能够接受的范围。
我也知道，能让别人看得下来的东西，就是你写的时候心里冷静一点。如果你哭哭啼啼的，写出来让别人怎么看。我们讲英文作文，写得最好的句子是simpleanddirect，简单直接明了，别人知道你说什么，会产生应有的回响。而且（《巨流河》里）我要讲的事情那么多，我不能停留在一个地方太久，和生命一样，必须往前走。
南都：听说《巨流河》在台湾出版之前删掉了很多字？
齐邦媛：我一开始写了40多万字，后来删了很多。尤其像写从前逃难的事情相当多，可是觉得后面还有很多内容，所以前面就尽量地简短了，包括我父母的事情，写得都很简单。
删字主要是担心书的厚度。出版社说，你要不就出上下两册，要不就出一个一本书能够放下的。上下两册的话，我猜想别人都会看上册，不看下册。因为下册都是到台湾之后的，比较平顺，上册有很多的动荡。所以自己下定决心删一些。很舍不得，因为还有很多话没说。
南都：你曾说“我用诗的真理（thepoeticjustice）写他们，下笔时如此悲伤，却也如此愉悦。”诗的真理，这应该怎么理解？
齐邦媛：诗的真理，我倒是做了一点研究。亚里士多德说，一个人的倒霉、不幸，我们只能感觉到难过，可是你不会引起大的怜悯和恐惧。因为大的怜悯和恐惧，后面还要有更多的意义才行。比如莎士比亚戏剧里面的《哈姆雷特》、《奥赛罗》，只是一个可怕的死亡，可是它成这样的结局是有原因的，是一步一步走来的，这些走来的路都是合理的，都是必然的。有性格的、命运的、家庭的、不能违背的规律，好像命运一样。
所以就像你读诗一样，在诗的最后，你知道它还是有一个意见，可是那个意见有很多酝酿的因素。它必然的结局就是我们所说的终极真理，这个真理也可以称为诗的真理。我无法用简单的叙述说明我那个复杂的时代，所以我一定盼望有诗的真理。
南都：在《巨流河》里，诗的真理是什么？
齐邦媛：有些人或者认为来到台湾的都是失败者，但是我们很多人并不赞成。因为这不是个人的失败，甚至也不是全体的失败。至少我个人，或者我对我父亲那一代，我不觉得他们是失败者。不是说我们嘴硬或者不肯服这口气，你到了60年后还不服气，而且是几百万人不服这口气，那么就不是嘴硬了。那些老兵也不是个人失败了。他们像进网的鱼一样，你不能说这条鱼很差劲，所以才被网住了。
所以我说要用诗的真理写。你能想到那些老兵没有工作，没有妻儿，没有家乡，几十年来睡在一个荣民之家的床上，跟其他什么都没有的老兵在一起，最好的时间就是下棋，听听收音机，就这样过了一辈子吗？他们当初当兵打仗的时候，都相信我们要打倒日本，就可以有幸福的日子。那么我仗也打了，我一条腿没了，我眼睛也瞎了，活着未能奉养父母，死后也无人送终，我怎么会什么都没有？
历史可以一笔带过，文学不能。或者诗的正义能解释我写的意义，或者不能。我没有办法简单地说谁成功了，谁失败了。
南都：写这个书你是想记录一段历史，为什么最终选择从个人回忆的角度来写？
齐邦媛：因为我没有办法写大的历史，像东北的情况，我就不太清楚。我写当年我父亲的事，也都是根据他的口述史资料。我事实上比较了解他办学校跟他办杂志的两件事，所以我重点写这两件事。他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还是东北的党务负责人，抗日的时候有一百多个据点在东北做地下抗日工作。但我的资料实在是不够，我也不能随便写。我不确定的事，我可以不写。文学创作是可以多写，可以少写的。
刚才你问我为什么到了八十岁才写？还有一个原因。
南都：是什么？
齐邦媛：八十岁之前，我有两个最大的困难。第一个到台湾之后，我与我从前的二十三年的生活完全是失落了，自1988年后，包括我自己，大家回去大陆探亲、旅游得多了，对大陆的情况比较了解，我也渐渐能够印证自己前半生，把那二十三年的事情写得清楚一点。
另外书里写到我感情的事，八十岁之前我也不希望别人拿来作为一个故事来读。而且我还有丈夫、儿子，我不希望让他们误会。对于像张大飞这样的人，在我少女时代是一种崇拜和象征，觉得他代表很多年轻人在国家抗战的时候，以自己的努力来做了忘我的贡献。恰好因为我在那个时候碰到这样的人，也有这样机会跟他深入的了解。他很爱诗，写的信很有文采，内容也常有刺激，可惜我未能保存留下来
南都：张大飞的故事打动了很多读者，很多人说那是一段很美的恋爱。
齐邦媛：在今天来说很难称为恋爱。对我来说，是一种钟情。“钟情”这两个字在现在当然是很过时的了，可是那个时代，第一见面很难，第二也有很多的顾虑，不是像今天这样交通便利。所以回忆当年就是那么简单，又是那么诚恳，那种钟情因是一生只有一次。人家那么轰轰烈烈的生和死，我很怕别人拿来亵渎，那样亵渎的话，会很对不起他。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但八十岁以后我怕以后一切都来不及了，就都把它写出来吧。那个时候跟人看电影，看两三次就要嫁给他，不然别人就说你这个人随便，蛮恐怖的。今天你们很难了解，我对那段感情，感觉非常可贵，终身难忘。如果我还没有写完就死了，也许是个遗憾。你刚才还有一个问题问我，《巨流河》要不要做电影。我书出来以后的第二个月，就有导演来找我。
书在有生之年不改编为电影
南都：听说不止一个导演。
齐邦媛：他们用各种方式找到我，有很多。他们甚至做了一些计划，我发现我不能接受他们的方式。所以我就公开地说了，在我有生之年不拍电影，我希望我的书先站稳，保持自己的价值。
南都：电影看重的是其中的爱情故事吧？
齐邦媛：他们一定要把张大飞那个感情写成一个热烈的爱情，因为不这样做电影就不能卖。这样做我受不了。在现实里他是个木讷寡言的人，连人生都没想清楚，二十六岁就死了。他死得那么干净，全心全意的，就是为了报国。我在有生之年，不愿意看到他短促的一生成为一个热闹的电影。
我觉得是亵渎我们当年跟着老师念书、背诗的时候想的境界。如果我不在了，那么这个书成为大家的热闹我也管不了。但是总得有一个基本的态度存在。
南都：读《巨流河》有一个突出的感受是，抗战时期你比较早地选择了走专业的路，安静读书，而当时你周围的同学是不是大部分被卷进政治了？
齐邦媛：最早其实并没有。卷进去是在抗战胜利后，从1945年学潮开始的。抗战末期大家都苦得不得了，衣食都不够。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气，就生气这个政府无能，怎么把我们搞得这么苦。但我想无论任何一个政府，到了那个地步，已经打了八年那样的苦战，确是很艰难。我对闻一多确实伤心，因为我以前很崇拜他，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写诗的偶像，我们都把他的诗拿来抄和背。学潮时他突然跳进政治，喊叫打倒，推翻，不是好好讲话，他每说一句话就影响很多的学生。他没有想到我们把这个打倒以后，用什么去代替。我父亲是坚决反对我们从政的。我父亲一直觉得在中国做政治是很划不来的事，少数人决定大多数人的命运，而在他从政的时候，并没有看到真正的理想的力量，他是很失望的。
南都：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你觉得即使在动荡的战争年代，知识传承、读书也非常重要。
齐邦媛：我也多少知道一点法国革命。一直怕法国的暴民政治到来。我们在突然胜利来临，百废待举的时候，同学们突然有80%的去参加游行，喊叫打倒，唱幼稚的口号歌，坚持读书再参政的人就是不爱国。我当时很难认同。
后来我回到大陆与当年同学见面，我记得我看到的人说话的表情，和他们对事情的一种的反应，跟我以前记得的不一样了，因为他们饱经忧患。他们说羡慕我这些年可以一直读书、教书。当初他们觉得我们多么的落后。我并没有一点得意，我只是觉得很伤心，那些同学当初都是很优秀的人，都不到二十五岁，对政治所知有限吧。
我自己也检讨我们当年，因为我始终不是主流派，所以我可以讲，我没有个人的得失感。我这本书只是想说明一个态度，我自己一直读书，我很怀念我读书那些年，然后我到台湾可以好好地教书。我现在的学生出去后在社会上都还颇有成就。我的朋友和来往的人，搞政治的很少。
南都：你的父亲对你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
齐邦媛：我觉得他对我最重要的影响是taste，不光是趣味，还是一个品位，一个人做人的态度。他跟朱光潜老师他们几个人，有一种潜移默化的行为方式。我父亲觉得很多东西是很俗气的，很让人看不起的，这些事情我们就是不做的。
南都：比如说什么样的事是俗气的？
齐邦媛：比如无聊，没有焦点的议论，自吹自售的名利追求。他不喜欢我们多看电视，决不允许年轻人打麻将。他说麻将桌上都是一些闲话，没有出息，你有时间就去看看书。不读书的就常常言语无味，缺少奋斗的目标。他宁静温和，认真的话，静静地说；认真的事，静静地做。
南都：像朱光潜、钱穆那些老一辈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你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吗？
齐邦媛：他们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有一个基本的做人态度要有思考的深度，而且“稳重”这两个字蛮重要的，因为我常常觉得不好意思，常常觉得自己内心很激动，就很难稳重。所以慢慢地变成了自己的一种警惕了，学习耐得住寂寞，把重要的作品写出来。他们的人生情趣也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像朱光潜老师，就连他院子里落叶不扫，对我的影响都很大。
南都：落叶不扫？
齐邦媛：落叶堆在他的小庭院里，他不许扫，堆了一层又一层。他说下雨的时候，会有雨打到叶子的声音，有风的时候，听能到风吹叶子的声音，他觉得很好。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蛮重要的，生活很苦的时候，想一想其实那种快乐也很好。
朱先生后来在大陆的经历我知道得少，我也找人问过。我写信问他当年的助教，是我学长。朱老师后来的情况有没有人写？他说没有。我大概知道他“文革”中所受的迫害和侮辱是很厉害的。每次想起当年他讲那些诗文中美的意象，我就觉得自己不能太俗气。后来朱老师变成什么样子，我不能想象。在乐山我们曾很近距离地看他，看了好几年，知道他原来是什么样子，不能想象他后来变成什么样子，那种变法是很伤心的。后来我看到一些他出的几本书，只是在序或者后记里写一点，可是我觉得够了，我已经知道他受了相当大的侮辱，那种侮辱应是他最难过的事。
南都：接下来还有写书的计划吗？
齐邦媛：没有了，我现在身体不好。我收到台湾读者手写的来信已经四百多封。我不用电脑，他们说电脑上的信更多。读者来信多半就是希望我再说一点，你为什么不说这个，你为什么不说那个？我正思索怎么给那些真诚写信的人一些回应，然后有几本旧书在台湾要重新出版。我的编者大约很怕我被称为“一书作家”（编辑注：一辈子只出过一本书的作家）吧。
南都记者田志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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